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是，我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據趙路介紹，這個比例在我國還不到21%，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在35%以上，有的甚至高達50%，即使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這個比重，也在我國之上。“這樣使得我們國家在安排財政投入和支出上受到財力的制約。”趙路說。

　　他特別指出，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需要發展關注的事業特別多，比如三農、醫療衛生、科技等。中國從過去建設型財政轉到公共財政，還不到10年。趙路說，財政收入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主要用于公益性的事業，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努力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以外，社會事業發展的薄弱環節、民生問題等各個方面對資金的需求都非常大，“所以對財政支持的安排，既要突出重點，又要妥善解決”。

趙路提到的第二個原因與政府的責任有關。他認為，要落實4%的目標，存在一個明確各級政府責任的問題。

　　中國的政府架構是五級政府，從中央到省、地市、縣和鄉鎮。對于4%這個全國性的指標，目前“沒有分解，也不好分解”。“沒有明確責任，落實起來就非常困難。”趙司長說。

　　他以免費義務教育為例，說明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投入問題，而是一個明確政府責任的問題。“中央與地方分項目按比例共同分擔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他覺得這樣確定責任落實，也便于考核。

　　趙路接著解釋，第三個要研究的因素是如何妥善處理區域之間教育均衡發展的問題。我們國家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同，GDP不同，差異極大。比如在兩個適齡學生人口數相同的地區，GDP一個是100億，一個是10億。按4%的要求，GDP為100億的地區應拿出4個億，而后者只有4000萬。“在分析過程中，我們發現，東部發達地區，財政對教育的投入總量力度比較大，但是占GDP比重反而不高。欠發達地區，總量不大，但是GDP比重高。”趙路說。

　　最后，趙路透露了財政部的一個基本觀點：今后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一定要堅持制度先行，用制度設計和體制創新來拉動各級政府對教育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