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國家資助中職生的新政策，推動中職教育順利完成了連續第三年的擴招，全國中職學校首次招進800萬人，在校生規模達到2100萬人，與普通高中規模基本持平。2008年4月的中職招生工作會議進一步要求，今年中職學校要招820萬人，以繼續鞏固和擴大中職教育的招生規模。

此前，中職教育紅紅火火的發展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與普高教育在校生規模相比一度為6∶4。北京1998年甚至達到過6.5∶3.5。可是，1999年大學開始連年大擴招，極大地拉動了普高教育的發展，中職教育與普高教育的規模之比一路從5∶5跌至4∶6。北京和上海的中職學校也分別從400多所銳減到170多所和130多所。中職教育規模近10年間如此起伏跌宕，除了受到拉動普高教育發展的那個強大外力影響外，還有一個整體培養能力不斷減弱的內在軟肋。

這個軟肋形成于10多年前那次大學的全面調整，許多久負盛名的優質中職學校被并入大學。自此，失掉有生力量的中職教育大傷元氣，不得不在資源不足和發展失衡的困境里艱難跋涉。從2006年全國擁有14693所中職學校的整體看，本來在結構、質量、特色、效益等方面就存在不少問題，加上持續大擴招，勢必出現生均資源占有量的直線下降：2006年與2005年相比，全國中職學校的校舍建筑面積、儀器設備值、擁有圖書和計算機等方面的生均教育資源，已經開始全面低開低走。

其實，這種不顧自身培養條件和能力擴招的情形，一直存在于10年來大學超常規的跨越式發展進程中，部分大學甚至成了盲目擴招的前車之覆。今天，當各級教育行政部門無不欣喜于中職教育終于解決了“招生難”時，殊不知那驚人相似的嚴峻一幕已然再現于眼前：從大規模擴招，到生均教育資源占有量降低，再到教育質量下滑，最終表現為越來越貶值的畢業生就業難。

欣喜之余的清醒思考是絕對必要的：國家對中職生的資助(提供助學金和減免學費)，解決的只是“上得起學”的問題，與中職教育自身培養能力的提升毫無關系。今天，人們在陳述中職教育擴招的理由時，除了理直氣壯的“經濟需求”這一條，是否依然不考慮它具有怎樣的“培養能力”？當前少數教育質量過硬的中職學校，在校外租房住的學生數正隨屢屢爆滿的招生數水漲船高。這種不堪重負的境況是否在警示人們：中職教育對一下子涌進的巨大學生增量，至少不會像一家人吃飯時來了個客人，就招呼“再加雙筷子”那么簡單和輕松吧。

按照國際慣例，中職教育所需經費投入約是普高教育的3倍，然而我國的中職教育預算內生均公用經費卻不與這個慣例接軌。早在2002年年初，國務院對城市教育費附加安排用于職業教育的比例就作了強調性規定，結果當年這筆“附加”用于職業教育的比例反而下降了1%。連年的投入不足，使中職教育生均經費僅為普高教育的60%。

如今的中職教育已成了沒有門檻的教育。從理論上說，中考零分的學生都可以進入，要讓他們獲得學做高素質勞動者的信心和技能，其教育難度可想而知。每年進入學校的新生，就不僅有著中考落榜后的自卑，還習慣了散漫、失去了進取心和方向感。對這一現象深受震撼的天津第一商業學校校長郭葳毅然確定了“即使成不了大才，也要成人”的育人目標。

中職生普遍有一個經濟貧困的家庭，中職教育也往往因此被賦予了“開發式扶貧”的重任。如果他們只能進入另一些只關注規模、不注重培養，甚至連正常的教學秩序都難以保證的學校，他們不僅重新生活和學習的希望不會被燃起，而且還會再也不相信什么中職教育。

從社會的角度看，中職教育還得不到許多家長的認可。社會上依然流行著“大老板＋大官”的價值取向。

無論以“公平”為政策導向，還是以“質量”為改革重點，中職教育在擴招后的保質都離不開政府的責任。在公共財政的投入和分配方面，對于中職教育，政府需要以更加合理的財政支持模式，履行好自身的公共責任。我國的中職教育僅靠刺激招生和擴大規模，僅靠政府推出助學新政的“宣傳攻勢”都終究不會長久，只有靠眾多中職學校自身的特色、質量和品牌吸引生源，并引領學生走上一個向善向上、成長成才的人生舞臺，才會形成中職教育的可持續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