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底”、“無間道”、“告密”、“打小報告”……幾乎一夜之間，昆明市新推出的在學生中發展“治安小信息員”制度，被置于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近日，昆明市教育局德育處的李少忠處長表示，對于此事目前教育局正考慮向市委、市政府匯報，一旦有結果，將給社會一個正式答復。

　　其實，這樣的制度從一開始就經不起法治和民意的推敲，受到輿論的強烈質疑原本并不奇怪。在法治意識漸濃的現代社會，如此動用公權力，給學生附加上校園暴力“臥底”的義務，肯定逃不脫合法性的追問。

　　因為近年來校園暴力事件頻現，昆明市教育局、市公安局才聯合下發《預防和打擊校園暴力的通知》，要求學校各班主任要在班上發展2至3名“治安小信息員”，收集校園暴力和“拔毛”等侵財犯罪、手機網絡淫穢傳播、校園周邊交通秩序、學校周邊不良青少年活動情況以及學生急需學校、公安機關援助等信息。

　　這樣看，公權力出此下策也是完全出于凈化校園環境、保護學生利益的良好意圖。但是，在所有奉行法治的國度，遏制校園暴力、打擊校園內違法犯罪活動，都是警察的法定義務，而斷無轉移給學生的道理。我國沒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規預設了學生充當警察“線人”的義務，相反，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規定，任何個人或組織都無權招用未成年人從事有危險性的工作。有關部門欲陷校園暴力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不知當初是否考慮過“學生線人”的安危與利益？

　　即便不站在保護“臥底”學生的立場，單從公權的合法限度而言，教育部門和公安機關是否有何權力給學校下達這樣的指令？法治社會，公權機關秉持的是“法無明文授權不可為”的鐵律，一旦突破立法設定的權限范圍，公權必將走向肆無忌憚，進而危及公民權利。就教育部門而言，雖然作為主管單位可以給學校發布指令，但也沒有哪部法律授權教育管理部門可以強制班主任去發展“臥底”！

　　而此項制度的更大弊端在于，在心智仍不成熟的學生中鼓勵“打小報告”，將直接影響到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培育，甚至干擾他們長大后成為一個光明磊落的公民。

　　只要將平日里常見的教育界怪事打量一番，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是要求學生參加商業剪彩，還是委派學生當“臥底”，抑或是各種怨聲載道的“擇校費”，背后無不折射出教育行政化的弊端。教育部門習慣性的公權介入，總會讓類似的背離教育正途的事件一再上演。試想，在崇尚教育自主、學校自治的環境里，行政部門敢如此明目張膽地對學校和學生“指手畫腳”設定義務嗎？行使自主管理權的教育者能同意如此不負責任的“潛伏”舉措嗎？

　　不久前，引發輿論熱議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被寄望為革除教育行政化體制之弊的開端。但是很顯然，教育行政化的根結不在于學校與校長的行政級別，而在于政府對教育的權力控制程度與方式。什么時候政府由大包大攬轉身為制度供給，什么時候教育自治有了切實的制度保障，發生在校園內的荒誕事件才能徹底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