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至30日在江蘇徐州召開的“無差別教育高峰論壇”上，提供了一本名為《縮小差距――中國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題》的研究報告，該報告表明：經過對東部3市(北京、天津、上海)與西部5省區(廣西、貴州、云南、甘肅和青海)的對比，從1995年到2002年，無論東西部，還是城鄉之間，教育差距的嚴重程度比經濟差距更大(據《中國青年報》6月3日報道)。在這種情況下，徐州市對于基礎教育推行的“無差別教育”(主要指在四個方面做到無差別：基礎設施、資金、師資力量和教育質量)就值得我們投注更多的目光。

    在教育部近日公布的《關于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到了“最低保障線”和“均衡發展”(前日郭巍青先生在《“最低保障線”是教育公平的最低要求》一文中已經有了中肯的分析)，但是“最低保障線”是最低標準，“均衡發展”又比較含糊，而“無差別教育”才是一個清晰的追求目標。教育經費來自國家稅收，這意味著只有平均分配才稱得上公正。“無差別教育”是一個貌似激進，實則理所當然的主張。

    既然要提倡“無差別”，那首先就要反對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合理。城鄉教育的差距集中表現為各種形式的“重點學校”，這些學校都在城里，其投入往往是一般學校的好幾倍，對農村來說是極為不公平的。這種局面與“政績型”的教育發展模式有關，郭先生已在文中詳細分析過了，不再贅言。這里需要提到的是，我國的教育經費在GDP中所占比例至今未能達到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4%)，而其中對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如我們所知，基礎教育具有更強的公共性，在教育經費短缺的情況下，教育投入應該借鑒福利保障領域提出的“低水平，高覆蓋”的原則，首先確保基礎教育，而不是建設所謂的“世界一流學府”。

    其次，“無差別教育”還要反對基礎教育中存在的所謂“教育產業化”。為“教育產業化”辯護的理由，不外是填補資金缺口和提供高質量的教育產品。但是，“教育產業化”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的一個問題是：怎樣保證窮人也能接受基本的教育？

    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就，是因為大部分人都能夠參與到其中，教育就是基本保障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說：“甚至在極其強烈地需要經濟改革來允許市場有更大的空間時，這些非市場設施仍然要求細致的堅決的公共行動”。教育差距比經濟差距更大，從一個側面表明了社會對“貧窮”這個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我們更應該用“以自由看待發展”(阿馬蒂亞?森語)的視角來理解“貧窮”：“貧窮”不僅僅是經濟收入低下，更重要的是可行能力的低下。假如基礎教育無法保障，就必然導致一部分人在可行能力方面極為貧窮。一個極端的例子是上個月新華社提供的：一位29歲的打工青年，搶劫之后立刻自首，其目的只是希望能夠在監獄里學到一門技術。

    而且，我們要注意到“教育產業化”的一個前提：《教育法》明確規定了“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舉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而只有提供不同質量水平的產品，才談得上產業化。至此，我們能很順當地得出結論：基礎教育的“產業化”必然是對公共資源的不公分配。

    從扶持重點、“教育產業化”轉變到“無差別教育”顯然不能一蹴而就，但作為一種理念，首先應該成為共識。就實際操作層面來說，徐州的經驗尤其值得關注，“無差別教育”政策已施行三年，成績和問題都得到了凸現。據稱，教育部將在全國推廣“無差別教育”，這讓我想起此次論壇提出的一個理想化建議，希望它能早日實現――確保每一個貧困家庭子女都有學上，確保每一個殘疾兒童都能享受免費教育，確保進城務工人員子女能享受到與城鎮孩子同等的就學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