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明朝滅亡時，人們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在明朝與后金(清)的軍事斗爭，以及內部黨爭上，而忽略了明朝末年白銀的進口驟減這一事實。其實，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的崩潰，而導致明朝經濟崩潰的導火索就是白銀短缺。

　　美國學者魏斐德在《洪業——清朝開國史》中即證實了這一點：1620年至1660年間，歐洲市場爆發了貿易危機，以西班牙的塞維利亞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遭到沉重打擊。中國盡管與歐洲相距遙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影響。歐洲貿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馬尼拉的中國商船每年多達41艘，到1629年降為6艘，加之當時與中亞貿易的萎縮，新大陸輸入中國的白銀大大減少了。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正值長江下游地區高度商品化的經濟急需更多白銀以對付通貨膨脹之時，白銀流入更是兩次被嚴重阻斷，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

　　明朝的貨幣是白銀，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不是白銀的主要生產國，白銀大量依靠進口。魏斐德在著作中寫道，在17世紀的前三十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約達25萬-26.5萬公斤。長期從事“明清之際白銀流入中國”問題研究的美國學者艾維斯認為，1560到1600年日本白銀的年輸出平均在33750-48750公斤之間，大多數最后還是到了中國。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經過菲律賓流入中國的南美洲白銀則達到57500-86250公斤。而且馬尼拉不是南美洲白銀進入中國的唯一門戶，還有一部分從澳門、臺灣、東南亞進入中國。艾維斯估計，從阿卡普爾科運到馬尼拉的白銀平均每年143噸，僅1597年就有345噸。一個不富藏銀的國家，竟然選擇銀作為自己的貨幣，是一件把金融命脈委于他人的荒唐之事。

　　白銀的驟然減少對明朝的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呢?明末葉夢珠所著的《閱世篇·食貨一》中記載，崇禎壬申五年(1632年)“白米每斗一百二十文，直銀一錢，民間已嫌其貴”，十一、十二年“斗米三百文，計銀一錢七、八分，識者憂之”，十五年春“時錢值日落，每千值銀不過四錢幾分。白米每石文銀五兩，計錢一十二千有奇”。順治三年(1646年)“斗米幾至千文”，四年“白米每石文銀三兩，”六年“大熟，糯米每石價止一、二兩，珠米每石九錢，白米每石價一兩耳”。也就是說，如以銅錢計，崇禎時10年間米價上漲了10倍，銀價上漲了5倍。鑒于糧價是中國物價的基本指數，即便加上戰爭及災荒因素，也較同時歐洲物價上漲的三到四倍更為嚴重，尤其是白銀和銅錢比值的變化。白銀和銅錢比值在短短幾年內出現如此大的波動，不可能與當時進口白銀驟然下降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