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廣泛參與決策其實不是現代代議制民主的特征，而是直接民主制的特征，即兩千五百年前雅典城邦的制度。若干年來，雅典民主政治一直被當作古代政治制度的范本以及當代民主制度的源頭而聞名于世。那么，究竟誰是民主政治的締造者呢？對于這一問題，古往今來，國內外史學界一直爭論不休。

　　有人認為，著名的梭倫改革之后，雅典基本上是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所以是梭倫最先建立了民主政治。 另一些人則提出，是克利斯提尼改革確立了民主政體，肅清了氏族制殘余，結束了平民反對貴族的斗爭，使雅典從此成為一個奴隸制民主共和國。

　　古代雅典行使的是以嚴酷著稱的德拉古法，甚至對偷竊水果、懶惰等過失都要判處死刑，人們指責它不是用墨水寫的，而是用血寫的，梭倫改革了這一酷刑。梭倫是古希臘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詩人。他出身于貴族家庭，年輕時一面經商，一面游歷，到過許多地方，漫游名勝古跡，考察社會風情，后被譽為古希臘“七賢”之一。早期的游歷經商生涯，不僅豐富了梭倫的知識和經驗，而且使他了解了下層平民的疾苦，對他一生的改革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擔任首席執政官后，梭倫立即實施了一系列改革，頒布多項法令，向氏族貴族發動了猛烈的進攻。他按財產的多少將全體公民劃分為四個等級，不同等級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權利。誰的財產多，誰的等級就高，誰就享有高的政治權利。第一、二等公民可擔任包括執政官在內的最高官職，第三等只能擔任低級官職，第四等級不能擔任任何官職。

　　梭倫改革的基本目的其實是要建立一種富豪政治。因為從他立法的內容看，基本精神是將氏族貴族與比較富有的公民聯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執掌國家大權的新貴集團。這就打破了貴族依據世襲特權壟斷官職的局面，為非貴族出身的奴隸主開辟了取得政治權利的途徑。這一切，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開辟了道路。但是這一制度并未實現公民之間的真正平等。

　　希羅多德曾在其名著《歷史》中明確指出，是克利斯提尼改革確立了民主政治。亞里士多德也認為，克利斯提尼憲法比梭倫憲法“民主得多”。19世紀，在許多專門論 述雅典民主政治的若干史學名著中，例如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書中，幾乎無一例外地給予克利斯提尼崇高的評價：摩爾以無可置辯的筆調指出：“當雅典人建立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的新政治體制時，他們的政府就是一種純粹民主制的政府。” 而恩格斯更直截了當地稱克利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為“民主共和國”。

　　這些論述對后世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歐美史學界，19 世紀前期出版的希臘史著作基本承襲20 世紀的觀點；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陸續興起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受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影響，大都接受克利斯提尼創立民主政治的觀點或者直接引用恩 格斯的原話以為理論依據。

　　但是19 世紀以后，特別是20 世紀上半葉，隨著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等重要歷史資料的發現公布，隨著邁錫尼、特洛伊等古代文明遺址的挖掘，隨著研究手段和認識水準的進步提高，希臘史許多重大問題開始得到澄清， 得到重新研究和認識。

　　雅典民主政治雖未處于這一時代學術的前緣，但其結論的正確性和科學性已開始受到人們的懷疑。英國著名史學家哈蒙德在論及克利斯提尼改革時， 他指出這只是一種 “平衡憲法”，算不上是什么“民主”。雖然克利斯提尼進行了地域改革，設立了五百 人會議、十將軍委員會等民主機構。但細細品味，這些改革措施并沒改變政府的貴族性質。

　　首先，地域改革沒有廢除舊的血緣組織，氏族、胞族、部落與新的地域組織并存，而且仍在相當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發揮作用，比如胞族成員資格依舊是授予公民權的重要條件。在公元前6世紀至前5 世紀雅典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地域改革越不徹底，氏族貴族賴以統治的基礎越穩固持久，政體中的民主成分就越有限、越難發展。其次，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后的國家機構，無論新舊，恐怕都很難作為民主政治形成的標志。

　　十將軍委員會是否由克利斯提尼設置？對于這個問題，學術界尚存爭議。而且，這個十將軍委員會作為一種政府機構究竟具有多少民主性質？

　　軍事長官向來就不是隨便哪個人可以當選的，擔任將軍一職只是富人的特權，十將軍特別是首席將軍，是難以避免個人專權的，這與梭倫時代的執政官無大差別。與梭倫創立的四百人會議相比，五百人會議除了在人數上有增加外，在人員構成、職權范圍等方面亦無變化。另外，克利斯提尼仍然保留了梭倫的財產原則，因而在公民內部保留了權利的不平等。

　　雅典城邦政治的奴隸主專制性質規定了它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克利斯提尼改革并未改變政體的貴族性質，雅典還是一個貴族制國家。雅典人相信，參與國家決策的人越多，決策就越公正。雅典的“人民”有頻繁和平等的機會參與幾乎所有重大問題的決策。由全體“人民”參與的公民大會每年至少舉行十次，擁有司法、立法、重大決策、及關鍵人事的權力，公民大會放逐領袖是經常發生的事。

　　但是，極限的民主并非是一件好事。如果民主不過是 個如此過程，隨著參與程度不斷提高，就能不斷走向更平等和完美， 那就明擺著民主是個烏托邦。由于雅典人把 “人民的權力”與“人民的福利”混為一談，雅典民主制僅幾十年就陷入了腐敗和混亂，后來的羅馬人毫不猶豫地拋棄了那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