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記述大禹治水故事約2900年前鑄有98字長篇銘文的西周（suí）公盨，近日入藏保利藝術博物館并對外展出。其上銘文記述了“大禹治水”與“為政以德”等內容，文辭體例前所未見，被學者們稱譽為“金文之最（*）”。它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關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獻記錄，將極大推動中國古史研究，堪稱近年來重大文物考古新發現。

　　這件公盨，是2002年春保利藝術博物館專家在海外文物市場上偶然發現的。當時蓋已失，只存器身，且大半為土銹所掩，顯露出的部分銘文文辭古奧，難以釋讀，甚至給人以無頭無尾之感。其內在價值不為人知，正輾轉各處，待價而售。

　　雖然不識其“廬山真面目”，但對于上近百字的青銅銘文，保利藝術博物館的專家預感到這其中可能蘊藏著“大文章”。在征得貨主同意、未付款的情況下，保利藝術博物館將帶回北京邀請專家予以審鑒。經過清理保護，著名青銅器學者和古文字學家李學勤、馬承源、陳佩芬、裘錫圭、朱鳳瀚、李零等先后對其進行了仔細而周祥的鑒定和研究。

　　專家們認為，這件是西周中期國的某一代國君公所作的青銅禮器。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兼首席科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李學勤教授認為，這個國即“遂國”，是中國古史傳說中作為三皇五帝之一的舜的后人建立的國家。據史書記載，遂國世代恪守舜的明德，也因其德行美好，周武王將其長女太姬下嫁給遂國的胡公滿，并封之于陳，建立了陳國。

　　上所鑄98字長篇銘文，字體優美，行款疏朗：字數不算很多，但字字珠璣，幾無廢言。銘文開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隨（墮）山，浚川……”，記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崗堵塞洪水和疏導河流的方法，治平了水患，并劃定九州，還根據各地土地條件的不同規定各自的貢賦。在洪水消退后，那些躲避洪水而逃到丘陵山崗之上的民眾下山，重新定居平原之上。由于有功于民眾，大禹得以成為民眾之王、民眾之“父母”。

　　隨后，銘文又以大段文字闡述德與德政，并教誨民眾以德行事。

　　古人云：長銘銅器一件，足抵《尚書》一篇。說的是發現一篇長篇青銅銘文，就如同發現一篇相當于《尚書》這樣重要的古代文獻。這件器物的銘文不僅字數長，而且與以往所發現的紀名、紀事類的青銅銘文截然不同，堪稱一篇政論性質的散文，其體例、格式前所未見，別具一格，內容更是極為重要。

　　公盨銘文中所記述的禹，是中華民族家喻戶曉、千古傳唱的歷史人物，被尊為夏、商、周三代圣王之首。他還是夏王朝的奠基人，沒有大禹，便沒有夏，更沒有“華夏”。但就是這樣一位在中國歷史上功名顯赫、至為關鍵的人物，是否真有其人，夏王朝是否確實存在，長期以來一直是廣受爭議的課題。20世紀上半葉著名的“古史辨”運動，就是圍繞這一問題展開的。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并不承認大禹及夏代的存在。個別外國學者甚至還進而懷疑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公盨銘的發現，將有關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也最為詳實的關于大禹的可靠的文字記錄，充分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們就在廣泛傳頌著大禹的功績。夏為“三代”之首的觀念，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深入人心。

　　德是中國傳統倫理中一項極為重要的內容。德治的思想貫穿了整個封建中國。公盨銘中前后6處出現“德”，而且內涵頗為寬泛：要求民眾既要注重自身的修身養性，做人要“齊明中正”，還要孝順父母、兄弟友善、婚姻和諧，注重對祖先和神靈的祭祀。君王及官吏要有德于民，顧念天下黎民百姓，只有這樣，百姓才能“好其德”，君王統治才能長治久安，天下才能安定。這不僅是“周人尚德”的實證，還表明2900年前中國關于“德”的思想已相當豐富、系統，“德治”觀念已經形成，而且讓人們了解到中國德治思想的淵源——孔子提出的“為政以德”的主張，其實只是對周人思想的總結與概括。通過專家解讀，我們還了解到，2900年前我們祖先所講述的“德”的最核心內容，就是“有德于民”，即為百姓做實事。

　　此外，公盨銘的文辭與體例與現存的《尚書》等古代文獻十分接近。它的發現，對探討中國古書的淵源也有十分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