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最后一個國王叫紂，他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暴君。他興建寵麗的瓊樓瑤臺，整日“以酒為池，以肉為林”，和愛妃妲己以及貴族們宴飲酒池，為了滿足自己的享受，紂王就加重賦稅，使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百姓起來反抗，他就用重型鎮壓。他設置了“炮烙”酷刑，把反對他的人綁在燒得通紅的銅柱上活活烙死。叔父比干規勸他，他竟兇狠地挖出了比干的心。紂王的殘暴統治激起了人們的反抗，動蕩不安的社會像燒開了的水那樣的沸騰。

　　這個時候，活動在渭河流域的姬姓周部落逐漸強大起來，首領周武王姬發正在積極策劃滅商。他繼承父親文王遺志，重用姜尚等人，使國力增強。當商的軍隊主力遠在東方作戰，國內軍事力量空虛之時，周武王聯合各個部落，率領兵車300輛，虎賁（衛軍）3000人，士卒4.5萬人，進軍到距離商紂王所居的朝歌只有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縣西南），舉行了誓師大會，列數紂王罪狀，鼓勵軍隊同紂王決戰。

　　周文王在完成翦商大業前夕逝世，其子姬發繼位，是為周武王。他即位后，繼承乃父遺志，遵循既定的戰略方針，并加緊予以落實：在孟津（今河南孟津東北）與諸侯結盟，向朝歌派遣間諜，準備伺機興師。

　　當時，商紂王已感覺到周人對自己構成的嚴重威脅，決定對周用兵。然而這一擬定中的軍事行動，卻因東夷族的反叛而化為泡影。為平息東夷的反叛，紂王調動部隊傾全力進攻東夷，結果造成西線兵力的極大空虛。與此同時，商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呈現白熾化，商紂飾過拒諫，肆意胡為，殘殺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姜尚(姜子牙)等人遂把握這一有利戰機，決定乘虛蹈隙，大舉伐紂，經過牧野之戰，一戰而勝，結束了商王朝的統治，開始了百姓安居樂業，統治穩定的周王朝。

　　二月初五凌晨，周軍布陣完畢，莊嚴誓師，史稱“牧誓”。武王在陣前聲討紂王聽信寵姬讒言，不祭祀祖宗，招誘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隸，暴虐地殘害百姓等諸多罪行，從而激發起從征將士的敵愾心與斗志。接著，武王又鄭重宣布了作戰中的行動要求和軍事紀律：每前進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齊，以保持隊形；每擊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齊，以穩住陣腳。嚴申不準殺害降者，以瓦解商軍。誓師后，武王下令向商軍發起總攻擊。他先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即讓呂尚率領一部分精銳突擊部隊向商軍挑戰，以牽制迷惑敵人，并打亂其陣腳。商軍中的奴隸和戰俘心向武王，這時便紛紛起義，掉轉戈矛，幫助周帥作戰。“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乘勢以“大卒（主力）沖馳帝紂師”，猛烈沖殺敵軍。于是商軍十幾萬之眾頃刻土崩瓦解。紂王見大勢盡去，于當天晚上倉惶逃回朝歌，登上鹿臺自焚而死。周軍乘勝進擊，攻占朝歌，滅亡商朝。爾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諸侯，肅清殷商殘余勢力。商朝滅亡。

　　周軍取得牧野之戰的徹底勝利決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長期正確運用“伐謀”、“伐交”策略的結果。它起到了爭取人心，翦敵羽翼，麻痹對手，建立反商統一戰線的積極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確選擇決戰的時機，即乘商師主力遠征東夷未還，商王朝內部分崩離析之時，果斷地統率諸侯聯軍實施戰略奔襲，從而使敵人在戰略、戰術上均陷于劣勢和被動，未暇作有效的抵抗。第三，適時展開戰前誓師，歷數商紂罪狀，宣布作戰行動要領和戰場紀律，鼓舞士氣，瓦解敵人。第四，在牧野決戰的作戰指揮上，善于做到奇正并用，予敵以巧妙而猛烈的打擊，使之頃刻徹底崩潰。

　　商紂王之所以迅速敗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為殷商統治集團政治腐朽，橫行暴斂，嚴刑酷法，導致喪盡民心，眾叛親離。其次是對東方進行長期的掠奪戰爭，削弱了力量，且造成軍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商統治者對周人的戰略意圖缺乏警惕，放松戒備，自食惡果；四是作戰指揮上消極被動，無所作為。加上軍中那些臨時倉促征發的奴隸陣上起義，反戈一擊，其一敗涂地也就不可避免了。